總理力推的“雙創”,學者:并非 權宜之策,而是轉型大計

2018-0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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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7日,李克強來到中關村創業大街3W咖啡。他坐下來與年輕人邊喝咖啡邊聊創業。蜂擁圍攏過來的創業者爭搶著向總理介紹各自的項目。聽到大家各種奇思妙想的創意,總理感嘆道:“這里精彩紛呈,什么想法都有!真正知道社會需求的是大眾,這正是大眾創業的精髓所在。”(資料圖)

但凡社會經歷大的變革和轉型時期,通常都會有一件“自下而上”的重要事情,影響甚至決定著變革和轉型的成功與否,就像上世紀20年代開始的中國革命、上世紀70年代末開始的中國改革。那么,當前正在進行的中國經濟轉型,又有哪件至關重要的事情呢?我以為,它就是“大眾創業,萬眾創新”。

當然,這并不是說“自上而下”就不重要。但很多時候,“自下而上”往往能提供或創造更鮮活的動力。以“雙創”為例,它顯然能夠擔當起中國經濟中長期增長、戰略性新興產業成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縱深推進乃至重塑主流價值的重任。這是一股不可或缺的源頭活水。

“大眾創業、萬眾創新”促進中長期增長動力形成

2010年起,中國經濟增長速度開始下行。個中原因,除了以往常見的周期性因素,更主要的是結構性因素:產能過剩,還有背后的一批僵尸企業;房地產庫存積壓,主要集中在部分二線和大部分三四線城市;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的高杠桿,致使需求側主要動力——投資的增速大幅度下降;同時,外需持續不振,出口的增速大不如前,從而拖累經濟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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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中國經濟需要尋求新動力。短期的動力可以來自刺激政策,但不能長久,亦會造成新的問題,特別是在經濟下行和面臨深刻轉型的當下。那么,中長期經濟增長的動力來自哪里?答案是來自供給側。中國目前還存在阻礙供給側動力形成和發揮作用的體制性、政策性障礙,所以要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才能激發和產生供給側動力。這是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必然性,或者說大致的邏輯。

分析供給側動力的框架,主要涉及勞動、資本和技術。勞動的現代分析視角是人力資本。人力資本既提高勞動力的質量,也部分替代物質資本,成為現代經濟增長的最重要投入要素。經濟學家舒爾茨認為,人力資本投資的主要途徑是健康、教育和培訓等。資本投入的問題在于優化配置,包括土地、資源和產業資本的優化配置和提高利用效率。其中,既有改革的問題,也有技術的問題。內生于經濟體系內部的技術進步,是經濟中長期增長的動力。由此,企業家才能把勞動、資本帶到一起并組織起來;企業家精神則是不斷地進行創造性、革命性要素重組即創新。資本(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技術都是企業家為了實現“新組合”、把各項生產要素轉向新用途、把生產引向新方向的一種杠桿和控制手段。資本和技術的主要社會功能是,為企業家進行創新提供必要的條件。由此可見,供給側動力也包括“三駕馬車”,即技術進步、人力資本和企業家精神。

目前,我國在這三個方面都存在不足。例如,缺乏原創性的核心技術,人力資本積累不足、質量不高,企業家精神尚未普遍建立。這些都是制約經濟增長和發展的因素。有什么解決辦法?唯有創新。經濟學家熊彼特認為,創新是要素及生產條件組合的革命性變化,其深處是技術進步驅動。技術進步源于人力資本密集的創業創新,這也是提出“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基本原因。

在這里,創業者、企業家所起到的關鍵性作用是作為技術創新成果產業化的組織者。科學發現、技術發明和文化創意的成果,都是創業者、企業家主導的產業化過程的投入要素。所以,通過持續、有力地推動“雙創”,形成創業創新文化,就能為培育創業者和企業家創造條件,進而為中長期經濟增長提供動力。

新興產業孕育是創業者試錯試出來的

今天說的創業,很大程度上帶有創新意義。我們在美國的硅谷和波士頓、以色列的硅溪看到的創業,以及在北京中關村、深圳南山看到的大部分創業,都是內在創新,主要從事新技術研發的創業。

創業的本質是試錯,并行著創業者試錯和需求試錯。二者皆對,才算創業初步成功。而且,結果為對的創業總會有可能孕育新技術,進而產生新產品、新服務甚至新產業。這些創業創新活動對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形成,具有無可替代的價值。

新技術能否產生有市場需求的產品和產業,即為創業者、企業家的需求試錯。在現有供需格局中,需求試錯顯得更加重要。這是因為,現今的供需格局是供給過剩(很多是無效供給),發現新需求即供給創造需求成為矛盾的主要方面。沿著這個簡單的邏輯不難預見一些新興產業發展的端倪,但新興產業及其體系通常不是規劃出來的,而是創業者、企業家試錯出來的。

討論創業與產業之間的關系,一定會涉及政府與創業和產業的關系。其中一個方面就是產業政策的問題。事實上,產業政策的外延擴得太大,無助于問題的討論。我們要先去掉一些現在被認為是產業政策、但實際上不是產業政策的內容。例如,把政府推動基礎設施發展視為產業政策,是一部分學者的觀點。但要知道,基礎設施是公用事業,提供普遍服務,構成現代社會發展的一個大平臺,而并不僅僅服務于經濟。在任何情況下,政府都有責任推動基礎設施建設和發展。就此而言,推動基礎設施建設和發展并不是一個產業政策的問題。

所謂產業政策,一定是指對某一類產業優先發展的支持政策,既有政策目標,也有政策手段。從這個意義上看產業政策就需要謹慎一些了,尤其在市場能夠發揮配置資源作用的領域更為如此。這里有兩個繞不過去的問題,而且經常被人們提及。

一是信息對稱的問題。產業發展的方向、產業結構的演化是能夠被預見的嗎?答案是否定的。一時間產生的產業短板,能夠靠產業政策修復嗎?也不太可能。因為政策都有時滯,不等政策發揮作用,市場的作用可能已補齊短板。這樣的例子不少。

二是扭曲市場的問題。推動某一類產業發展的產業政策,都是有“含金量”的,這就必然驅使企業從中獲取資源和利益。所有創新的努力可能都不及這個來得快。這就像資產價格過快上漲一樣,扭曲了激勵的方向。這對于創業創新的殺傷是巨大的。

考慮到這兩個問題以及中國現階段的法治水平,我認為,對于“雙創”而言,公共服務和實現這些服務的平臺可能更加重要。過往的經驗是,產業政策的扶持對象往往是特定產業中的國有企業、大企業,而極少惠及“雙創”。創業創新需要好的市場環境、生態系統,政府應該在這些方面多做一些努力,并將自己從產業發展的具體瑣事中抽離出來,在競爭性產業中更應如此。

10月19日,李克強參加全國雙創周活動時說,大企業員工和草根創業者通過創新創業都可以成為更多財富的創造者和擁有者。這既是收入分配結構調整的重要內容,也促進了社會公平正義。“雙創”為所有人提供了公平競爭的機會,讓有能力的人通過自身奮斗獲得上升通道。(資料圖)

生態系統改善需要政府改革的深刻介入

對于“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有人擔心成功率的問題。民間創業是市場經濟的原生態,原始創新是市場經濟的源動力。從這個意義上說,創業創新活動原本就是“群眾運動”。在創新驅動、轉型發展的時期,這句口號是社會動員的口號,是對“大眾”說的,而并不是對成功的“小眾”說的。

坦率地講,要增加成功者只存在兩種可能:一是動員更多的人投身創業試錯。在成功率為一定的情況下,會有更多的成功者。二是改善環境,創造條件和機會,亦即優化創業創新的生態系統。對于今天的中國來說,要讓更多的人愿意投身創業并使“雙創”生態系統不斷改善和優化,需要改革的深刻介入。

另一個比較典型的看法是,政府鼓勵創業時,往往是經濟不太好的時候。這時,政府鼓勵創業是為了緩解就業壓力。不可否認,這種情況以前有過。然而,改革開放近40年的偉大實踐表明,鼓勵創業并不是權宜之計。“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實際上是一個改革。我的理解是,要通過由“雙創”觸動或倒逼的改革,徹底完成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將經濟增長和發展的主動力建立在“雙創”基礎上。因此可以說,“雙創”是根本大計,而不是權宜之計。

“雙創”提出或引發的改革任務是全方位的,主要是政府自身的改革,突出表現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上。具體包括政府監管架構和內容改革,如對國有企業(資本)的監管體系和內容的改革、對金融業監管體系和內容的改革。國有企業、國有資本和金融監管架構的改革,本質上都屬于政府改革,具有為“雙創”創造機會的重要作用。財稅制度改革,不僅是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與行政體制、政治體制改革聯系緊密。稅制改革關系到微觀經濟和創業創新的活力動力,預算改革事關政府的“錢袋子”,進而與政府職能轉變息息相關。金融改革從根本上說是解決“脫實向虛”問題,讓金融體系和金融市場更好地為實體經濟服務、為創業創新服務。以自貿區建設為標志的開放倒逼改革,將通過進一步降低門檻、減少審批、優化監管,為“雙創”創造更加寬松、更為便利的環境,并進一步有效提供各種與“雙創”相關的公共服務。

創業創新成功助力塑造當下主流價值觀

“雙創”的重要性并不僅僅體現在經濟意義上。與之相呼應,中國社會的主流價值觀正處于一個重塑期。

一般認為,社會的主流價值觀形成,是多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其中一個重要的、具有決定性作用的因素,就是社會的財富生產方式。迄今為止,人類社會大致有過三種財富生產方式:自然經濟、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自然經濟、計劃經濟已基本退出歷史舞臺,市場經濟是當下世界主要國家的財富生產方式。雖然世界各國的市場經濟因體制、制度和文化的差異,具有一些自身的特點,但基本運作機制是一致的或趨向于一致的。

市場經濟通過哪個中間環節,作用于主流價值觀的形成?我們知道,市場經濟不同于計劃經濟的一個機制性特征就是分散決策,每個決策主體對自己決策的后果負責。這就意味著,市場經濟需要全體人民的想象力和創造力,國民經濟的動力和活力來自于創業、就業和消費的多樣性。這里,創業和就業、就業和消費(收入)存在決定和被決定的關系。就長期而言,創業的規模和水平決定著就業的規模和水平,就業的規模和水平又決定著消費的規模和水平。

今天的創業又大多內蘊各種意義和形式上的創新,特別是原創技術的孕育,創新因此成為市場經濟的源動力。由此,市場經濟通過“雙創”這個重要的中間環節,影響主流價值觀的形成。從這個高度來認識“雙創”,既是客觀的,也是準確的。

那么,“雙創”是如何具體影響主流價值觀的形成呢?李克強總理指出,我們推動“雙創”,就是要讓更多的人富起來,讓更多的人實現人生價值。這有助于調整收入分配結構,促進社會公平,也會讓更多的年輕人,尤其是貧困家庭的孩子有更多的上升通道。民富國強是主流價值觀的物質基礎。唯有將富強作為國家層面價值觀上的“首善”,才有可能貫通國家、社會和公民個人層面的共同價值觀,也才有可能讓主流價值觀體現在國家、社會和公民個人的日常生活之中。

在經濟體制和發展方式轉型的背景下,更多的人富起來并實現人生價值,是通過“雙創”或通過“雙創”創造的就業機會得以實現的。同時,“雙創”通過提高收入和職業的流動性,將公平與富強融為一體,從而進一步做實做強主流價值觀。

對于愿意投身“雙創”的人來說,創業創新的成功是一個有待實現的夢。政府和社會有必要為個體實現夢想創造更加自由、公平的環境,但個體則不能一味要求政府和社會提供超出“普惠”以上的條件和機會。任何時候,個人和團隊的自我奮斗是實現夢想的核心要素。具體到創業創新,就是不需要依憑關系、出身等前置性條件,而只有依靠自己和團隊的努力奮斗,借助于“雙創”生態系統的幫助,才可以實現人生目標乃至夢想。在這里,自由的個人奮斗既是主流價值觀的具體體現,也是實現人生價值的基本途徑。

在體制轉型時期,新舊體制相互交織、此消彼長,這對主流價值觀的形成產生了重要影響。一方面,長期被壓制的個人欲望井噴式爆發;另一方面,新的規則、秩序尚未建立起來。二者的共同作用,導致了大量失范行為、投機行為甚至犯罪行為。但也正是在這個深刻的轉型時期,作為市場經濟原生狀態的創業、源生動力的創新從萌發到迸發,進而對主流價值觀的形成產生積極影響。富強作為主流價值觀的物質基礎,公平作為主流價值觀的基本訴求,自由作為主流價值觀的目標追求,都與“雙創”的偉大實踐緊密聯系在一起。

總之,唯有“雙創”,中國才能完成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唯有“雙創”,才能推動以政府改革為主要內容的結構性改革;唯有“雙創”,才能助力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為高收入國家,進而向發達國家、現代國家前行。(陳憲: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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